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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土木堡之变”被视为明代由强盛转向衰弱的国变，明英宗被俘也创造了明朝历代皇帝“天子守国门”最为严重的一次败绩。
当时明军人数大概有五十万，而也先的军队最多不过五万人，在双方军队人数如此悬殊的情况下，也先在不到两天的时间内就全歼了明军，俘获了明英宗，这实在是太离谱了。实际上在这场战役发生前，隐藏着明代军政的腐败，以至于明军在不到两天的时间就被敌方全歼。
事实上，早在明宣宗时期，京营就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。明英宗刚继位时“在京七十七卫，官军士校尉总旗二十五万三千八百……今各营操练仅五万六千，选用不敷况。”就是上报的40 余万兵额，实际上只有 25 万人；而京营的兵力只有5 万 6 千人，而和上报的18 万总兵额相比，连三分之一都不到。可见当时明军已经腐败到了什么程度。
到了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爆发前，兵科给朝廷上报的 320 万兵额，实际连一半人员都不到。
我们可以参考正统三年，兵部右侍郎于谦在奏文中写到“天下都司卫所发册坐勾逃故军士一百二十万有奇”，这说明在土木之变前，全国卫所的空额问题已经达到了 120 万之多，土木之变时发生明军兵败的情况并不奇怪。
明朝军队空额的原因很多：（1）除了士兵对从军本身的抵触，而且各军官克扣士兵军饷，收受军人贿赂，私设军人为家仆；（2）后勤筹措拨发银两过程中贪污严重，在供给衣装等军资时侵夺军资；（3）从派遣调用角度讲，工部役占士兵营造建筑、替官营作坊劳动等，都是造成明军腐败的原因。
朱元璋在建国时，杀了很多因贪污腐败的官员，而且他设计了一套非常复杂的监督体制来制约腐败。但朱元璋死后，这套监督体制，并没有被延续下来。
比如以嘉靖二十九年的“庚戌之变”为例，俺达犯京师，皇帝急命京营出战。
但是京营军在籍几十万人，实际居然只有五、六万在编人员，“户部支粮则有，兵部调遣则无”、“今之提督武臣……平时则役占营军，以空名支饷，临操则四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”。这说明朝廷的监督机构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，甚至这些监督机构也参与了腐败。
明朝灭亡，有人归咎于魏忠贤；西周灭亡，有人归咎于褒姒；商朝灭亡，有人归咎于妲己，如此等等，不胜枚举。
其实，国家灭亡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，哪里是一个女人，或者一个太监所能决定的。
有人说，土木堡之变是孙太后，也就是《大明风华》里面的孙若微干政导致的，事实真的如此吗？
不是的！
这个锅，孙若微不需要背，因为她是朱祁镇的母亲，哪有往亲妈身上泼脏水的，亲妈不干净，儿子能干净吗？
朱祁镇不傻，他找来找去，后来终于找了个更好的背锅侠，即大名鼎鼎的王振。
王振恰好是个太监。
1449年，瓦剌进犯大明边境，朱祁镇御驾亲征，带着22万大军浩浩荡荡杀奔北方，当时瓦剌仅仅有5万大军，以22万对阵5万，平均四个人打一个，似乎怎么打都会赢。
朱祁镇信心满满，摩拳擦掌，仿佛只要他大喊一声“冲啊！”，22万大军就潮水般地冲了过去，瓦剌吓得屁滚尿流，哭爹喊娘，狼狈逃窜。
朱祁镇想的太简单了，简直是视战争为儿戏，当时于谦等大臣极力反对，一则御驾亲征风险太大，二则明军准备不足，但朱祁镇固执己见，坚持要打。
土木堡之役的惨败不是女人干政导致的，而是因为宦官王振。王振跟英宗的关系非常好，在英宗的倚重下，王振权势越来越大。
1449年七月，北方瓦剌部进犯边境，好大喜功的王振不但轻视敌人的力量，还想建奇功巩固自己的地位，于是怂恿英宗亲征。7月17日，英宗便以王振等为随从，率领50万大军出征了。
7月28日，大军到达大同东北的阳和，这里伏尸遍野，血流成河。原来几天前，大同总督宋瑛、总兵武进伯朱冕及都督石亨在阳和迎战瓦剌也先，明军全军覆没，宋瑛、朱冕都战死了。这时的王振才感到害怕，建议英宗御驾回师。
既然要回京就要火速撤军，但这时王振的私心又起了，他竟想回老家蔚州看看，带着英宗显显威风。但部队已经走出40多里了，于是仓促改道宣府回京。就在迂回改道的过程中，也先率领骑兵追了上来。派了国公朱勇带3万骑兵抵御，王振和英宗仓皇逃跑。
8月13日，英宗的军队逃到了土木堡。本来可以退到居庸关，确保安全的。王振却担心运送他金银珠宝的车队落入也先手中，坚持留在居庸关等候，于是英宗决定停止行军，在土木堡过夜。而这时的也先消灭了朱勇的大部分兵力，连夜杀到土木堡，困住了英宗的军队。经过一场激战，明军全军覆没，英宗被俘虏。战乱中，护卫将军樊忠悲愤交加，用铁锤将王振打死。
英宗就这样，为了一个宦官的颜面，自己做了阶下囚，也导致了大明朝由盛转衰。
土木堡之变是明朝时期著名的军事失败事件，和宋代的靖康之耻类似。但靖康之耻是因为金国太强，北宋实在打不过。
而土木堡之变，则完全是大明王朝自己送人头。少年天子明英宗带领五十万明军北上抵抗瓦刺入侵，结果被几万瓦刺军队杀得大败，五十万军队全军覆没，随军大臣几乎全死，明英宗自己也被俘虏，实在太惨。
在国力强盛的明朝初期，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惨的土木堡之变呢？
1、军事战术上的失误
话说“三军未动、粮草先行”，从英宗决意出征到军队开拔，仅仅用了两天进行军事准备，50万大军战争所需要的粮草岂是两天就能准备完成的。由于粮草准备不充足，在部队行军到大同之前，军队的后勤补给就已经跟不上了，加之天气寒冷，许多士兵冻死饿死。整个明军的战斗力已经不行。
在英宗选择撤退的时候，更是来回变更撤退路线。这个操作是很致命的，直接让明军后卫京营被瓦刺的军队咬住，英宗先后命恭顺侯吴克忠、派成国公朱勇和永顺伯薛绶迎战，这三人都是跟随成祖朱棣南征北战的老将。
但依旧不敌也先率领的瓦刺骑兵。结果其所率京营全军覆没，先后战死。至此明军最有战力的部队被全部消灭。
2、明朝败坏的军政制度
在英宗眼中自己的明朝是强大的，但其强大也仅仅是英宗的个人幻想，早在英宗即位之初，明军的战斗力就已经孱弱不堪，全国军队缺额严重，明面上10万人的军队，实际人数可能还不到3万。
京营是明朝的禁卫军，可以说是待遇最好的军队，但即使是这样的军队，也出现了大量的缺额，甚至达到了三分之二。
儿时，春节最热闹，最喜欢观看的就是民间有意义的传统文化活动，迎高台、踩高跷、舞龙耍狮子，民间舞蹈。表演队伍没有固定表演舞台，一路表演，队伍前后人山人海，小孩往队伍里面拼命挤，大人往高处，伸长脖子看。那种场面和节日气氛，真是今非昔比。
这样的民间表演，民间艺人，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中，没有了民间流传的活动，春节的热闹也少了许多，凑热闹的乐趣也找不到了。
说到春节，更是少不了吃的。春节将近，大人们忙活开了。准备臼巴巴(饵块)，饵块是用大米做的，将生米蒸熟后，放在石臼中反复冲，直到米团有了很好的粘性为止，然后将冲好的米团被放在一块大案板上，趁热，将米团擀成一个个的饵块。节日期间，可以烤饵块，用鸡汤，骨汤煮饵丝吃。现在想吃饵块，不用等到过年了，超市，集市，随处可以购买机器加工出来的饵块，民间作纺，人工臼饵块，几乎看不到。春节臼饵块，好像已不是什么民俗和传统。社会环境，社会发展变化，是不是一些传统文化，民俗已成现代模式？
儿时，春节饭桌上，也少不了一碗甜腻，吃多了会醉人的甜白酒。具体如何制作已忘了，只是依稀有点影响，将糯米蒸熟，散上一些发酵酒曲(白酒药)，用盆装着密封起来，然后放上松毛，紧实的捂起来，放置一个星期，春节就可以拿出来上桌了。现如今，好多人闲麻烦，年长的做不动，年轻的不会做，这种家庭式的手艺，已淡出我的记忆，反成为商业，企业化的传统美食品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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扫尘 “腊月二十四，掸尘扫房子” ，据《吕氏春秋》记载，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。按民间的说法：因“尘”与“陈”谐音，新春扫尘有“除陈布新”的涵义，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、晦气统统扫出门。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。 每逢春节来临，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，清洗各种器具，拆洗被褥窗帘，洒扫六闾庭院，掸拂尘垢蛛网，疏浚明渠暗沟。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、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欢乐气氛。 压岁钱 春节拜年时，长辈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，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，因为“岁”与“祟”谐音，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。压岁钱有两种，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，置于床脚，此记载见于《燕京岁时记》；另一种是最常见的，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。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，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，由家长愉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。 民间认为分压岁钱给孩子，当恶鬼妖魔或“年”去伤害孩子时，孩子可以用这些钱贿赂它们而化凶为吉。清人吴曼云《压岁钱》的诗中云：“百十钱穿彩线长，分来再枕自收藏，商量爆竹谈箫价，添得娇儿一夜忙”。由此看来，压岁钱牵系着一颗颗童心，而孩子的压岁钱主要用来买鞭炮、玩具和糖果等节日所需的东西。 现在长辈为晚辈分送压岁钱的习俗仍然盛行，压岁饯的数额从几十到几百不等，这些压岁钱多被孩子们用来购买图书和学习用品，新的时尚为压岁钱赋予了新的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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